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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求医】

发布时间:2021-01-14 16:15:45 阅读: 来源:拉马厂家

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

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由国民劣根性所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改造国民性和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关注。我们应该按照“四有”标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关键词: 国民性;国民素质;小农意识;臣民意识;人治思想

公元前359年,为了富国强兵,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为了使新法令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商鞅想出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办法。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在一旁挂了一副布告: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但围观的人不大相信扛一根木杆就会得到赏金,所以没人愿意去扛。后来,布告上的“赏予十金”又改成了“赏予五十金”。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个大汉,抱着试探的心理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然赏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传开,老百姓才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这自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却从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选择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他说:“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他的结论很明显,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于民智黑暗;改革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的日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

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鲁迅原是学医的,他曾想用现代医学,来救治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痛苦,并以此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后来,在一次上细菌课前,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看到日军枪决一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精神麻木,熟若无睹。这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他由此想到,“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中国人急待医治的,尚不是病弱的身体,革命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毅然辞医修文,放下治疗人体的手术刀,拿起了文艺这把解剖人们灵魂的“手术刀”。鲁迅认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弱点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民族的病态”揭露出来,让中国人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惊觉,从而奋起。鲁迅揭露和剖析国民性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来实现的,在他的文章中,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如瞒和骗、逢场作戏、看客式的无聊、卑怯与势利、不思反抗的奴才心理等等无不得到暴光,并且鲁迅还痛下针砭,深中时弊,甚至让今天的中国人也会时或感到脑门上被扎进热辣辣的一针。

应该说,鲁迅提出的“改革国民性”,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批评。在中国人民向现代化阔步前进的时候,这种针对“国民劣根性”的自我批评,仍然需要。正如我们现时所看到的,由“国民劣根性”产生的种种弱点,正在严重地阻碍着改革开放,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国民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由国民劣根性而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和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第一,专制思想之与民主观念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可以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了。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于是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罢黜百家”,魏晋隋唐有三武灭佛,宋有“理学”一统,明有特务政治,而且从朱元璋到清代的列祖列宗,大兴文字狱,专制日酷。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互为表里,让人民噤若寒蝉,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唯统治者的马首是瞻,从上从权,天下只有一种声音。这与我们现在建设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建设民主社会要求人人参政议政,形成一种民主风气。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但如果人民没有民主观念,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发挥不了作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从上从权的思想限制着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所以,我们必须清除专制思想,培养民主观念,否则中国的民主之路会非常艰难。

第二,小农意识之与市场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主要社会成员是农民,小农经济是中华民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自秦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以农为本,把发展小农经济作为根本大计,让农民致力于农耕生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的一件事就反映了这一点:一位从内蒙古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地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这就是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人。但这种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小农意识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提倡的市场观念并不适应。市场观念强调差别、对立,鼓励竞争,小农意识则强调中庸、均平、和谐,反对竞争;市场观念主张大积累、重生产,小农意识则强调轻生产、重消费;市场观念讲究等价交换,小农意识则主张讲面子、爱虚荣、重形式;市场观念强调信息的沟通,小农意识则主张“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依然存在,纠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不根除消极落后的小农意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面临很大的阻力。

第三,臣民意识之与公民精神

中国人被专制主义窒息了2000多年,这种严酷的君主专制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使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形成了奴性人格,或者说是臣民意识。这种“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依附于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是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它鼓励人的全面发展,它需要的是公民精神。公民精神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观并由此发生的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精神,它要求人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独立、法治、人权等各方面的观念。专制制度下形成的臣民意识严重阻碍着公民精神的形成,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落后最甚的地方。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1997年《改革》杂志座谈会上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破除几千年遗传下来的病态人格—臣民意识,树立公民精神。惟有培植了国人的公民精神,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四,人治思想之与法治观念

中国古代有着严密的法律,也不乏公正廉明的执法之臣,但中国古代文化从其主流看,仍然是人治文化传统。其主要原因是四个字:“法自君出”,就是说,封建时代的法律条文虽多,但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法律,总会把皇帝本人置于法律之上,不是法律约束皇帝,而是皇帝编排法律。虽然法律对皇帝也有约束,但是这种约束力要以皇帝的圣明、自觉守法为前提。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法律,遇到开明的皇帝,有为的臣僚,清廉的官吏,尚有些用处,一旦遇到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千条万绪的律令几乎全无用处。所以有人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有这样一句话,“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于是中国政治传统留给后人一大遗产,就是不大相信法治,而是相信人治,即所谓“有治人而后有治法。”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清官意识就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心理。清官意识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品质较好的人身上,或是明君,或是贤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清官意识依然在影响着中国人。它与我们所追求的民主精神、法治建设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清官意识的浓厚则反映的是公民民主素质的低下、法治观念的淡薄。我们国家目前已是一个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这种人治观念的存在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行。因为在人治社会下,广大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政治只是少数掌权者的专利,人治的治国方式始终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平民百姓的统治。因而人民群众是根本不可能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关心是冷漠和被动的,人们最大的政治愿望就是盼望着能出现能为民请命的好清官。这样人民群众就无法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我们也就无法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求稳趋同心理之与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修养,在修养方式上注重向内用功。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时时处处把自己作为斗争的对象,处处克制自己,以安于现状。儒家这种克己复礼、内向保守的人格模式使人的自我意识和向外追求的精神受到抑制,这不利于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有碍于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发扬。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强调整体大于个体,(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个体作为整体的部分依附于整体并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民谚“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一价值观的真实反映。这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忽视了个人的存在,压抑了个体的主体创造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对个性的压抑几千年代代相传,形成我们民族过于求稳趋同,不敢求异冒险的心理“积淀”。 这种心理“积淀”和现代社会是不相吻合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江泽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我们现在处于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时代,必须摆脱传统的求稳趋同心理,培育国民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这样才能在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这需要现代化的人进行建设,没有现代化的人是不行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昭示我们: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一个民族和国家民众的素质如何,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的素质的竞争。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人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只有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形成了现代化人格,人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人,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具备的特征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法律意识、环保理念、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科学和现代思维方式等等。但从上文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还达不到这些要求,民主素质的低下、小农意识的浓厚、公民精神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保守心理的根深蒂固等等,这一切与现代化的理念格格不入,而且背道而驰,也说明我们距离现代化的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位西方的学者在评价中国民众的素质时说:中国民众还处于少年时期。所以,中国民众要跻身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时下迫切需要的,是培养现代化的人,锻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为此,我们必须要继续国民性的改造工作,因为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得最大障碍。这一任务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领域里积淀的历史包袱实在太沉重了,要清除这些历史垃圾,丢掉沉重的包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对这一问题要高度重视。

对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素质提高问题,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关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建国以后,毛泽东把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因此,“‘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2]由此可见,国民性改造在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和很大的份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3]这里所说的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是继续改造国民性。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综合国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带来的诸多问题,江泽民敏锐地察觉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5]

改造国民性的同时,我们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目标来培养现代化的人。“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其中理想是目标,道德是基础,纪律是保证,文化是条件。“四有”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有文化则是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的培养目标,“四有”内在地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素质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对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素养、民主法制和纪律观念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因此,按照“四有”要求,我们才能培养出现代化的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5]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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